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佑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摘要:9月29日,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展厅开幕。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9月29日,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展厅开幕。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此展览系在双方合作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成功举办《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成化瓷器对比展》后,再次推出的一个专题瓷器展。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

弘治祭蓝釉描金牛纹双耳尊

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明代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时期,处于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是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即明代社会开始由之前的保守、沉闷逐渐走向革新、活跃。表现在社会风气上,最突出的是淳厚朴实之风逐渐消失,人们开始变得崇尚钱财、追求财富。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

由于这两朝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御用瓷器具有一定共性,如生产规模均相对缩小、品种都急剧减少、装饰风格也都相对朴素,因此,特将这两朝瓷器一同展出。展览共分弘治、正德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五个单元,分别为清新优雅——青花、釉里红瓷器;轻盈秀丽——五彩、斗彩瓷器;色彩缤纷——杂釉彩、素三彩瓷器;均匀纯正——颜色釉瓷器;影响深远——后仿弘治、正德朝御窑瓷器。

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弘治御窑瓷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弘治朝御窑瓷器基本上是成化朝御窑瓷器风格的延续,造型秀美,胎洁釉润,做工精湛,器物表里处理精致如一。其白釉瓷器色白中略泛灰或青,玉质感很强。成化朝盛极一时的斗彩瓷器在弘治朝已停止烧造。与成化朝相比,弘治朝御窑瓷器品种有所减少,但浇黄釉瓷、白地绿彩瓷、
黄地青花瓷等,均堪称该朝最负盛名且可称雄整个明代的品种。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弘治朝御窑瓷器大都在外底署年款,款识内容基本都是《大明弘治年制》,以青料书写,楷体六字作双行排列,外围青花双圈。个别器物如黄地绿彩推拱云龙绞高足碗,在内底锥拱篆体《弘治年制》四字双行款。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介绍,清代皇家祭祀的标准礼器,要讲究五行,要和大自然协调,天是蓝色的,祭祀天的时候要用施蓝釉的礼器,祭祀地的时候要用施黄釉的礼器。该尊则是祭天的礼器。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弘治朝御窑青花瓷继承了成化时期的特点,只是纹饰更加纤巧细致、舒展流畅,所用青料仍为产于今江西乐平县的《平等青》,这种颜料中氧化铁含量低,氧化锰含量高,致使图案纹饰呈现出柔和、淡雅、清爽的蓝色。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青花云龙纹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弘治青花月映梅图劝盘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从传世和出土情况看,弘治朝御窑高温颜色釉瓷有白釉、祭蓝釉瓷。低温颜色釉瓷有浇黄釉、瓜皮绿釉、茄皮紫釉瓷等。弘治白釉素以《肥腴细润》而独树一帜。弘冶朝浇黄釉瓷器不但产置大,而且质置高,堪称明、清两代浇黄釉瓷器之冠,深茄皮紫釉瓷器则为弘治朝首创。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

弘治茄皮紫釉描金牛纹双耳尊

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弘治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纹盘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盘撇口、浅弧壁、圈足。通体黄地青花装饰。内底绘折枝栀子花纹、内壁绘折枝石榴、葡萄、莲花、柿子纹。外壁绘缠枝花卉纹,上结七朵牡丹花。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明弘治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圈款。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

弘治朝继续烧造此前已有的浇黄地青花瓷和青花加矾红彩瓷,这两个品种的质量在明代不让他朝。

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青花海水矾红彩龙纹盘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

属于青花瓷器的衍生品种,需要两次烧成,即先高温烧成白地青花瓷器,然后需要在纹饰空白处以矾红彩描绘纹饰,再入窑经低温焙烧而成。蓝色花纹和红色花纹相互映衬。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两年以后,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青花、釉里红瓷器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青花瓷器是正德朝御窑瓷器中的大宗产品,因所用青料有所改变,致使该朝御窑青花瓷器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

正德御窑青花瓷器造型比成化、弘治朝御窑青花瓷器丰富得多,因应社会需求而烧造的书房、客厅用器和寺庙用供器明显增多。所绘图案以龙、缠枝花卉、阿拉伯文、波斯文为主。所署年款既有青花楷体
《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也有《正德年制》四字款和《大明宣德年制》仿款,更有稀见的八思巴文款。

次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正德青花八思巴文款海水龙纹盘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正德阿拉伯文字的瓷器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除了白地青花瓷以外,正德朝还烧造孔雀绿釉青花、黄地青花、绿地青花、青花加矾红彩瓷等品种。
正德御窑釉里红瓷器非常罕见,所见使用鲜红釉局部装饰的鱼绞碗,釉里红发色虽不成功,但在肥腴的白釉衬托下,鱼若隐若现,似在水中闲游。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佑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正德釉里红三鱼绞盘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
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彩、斗彩瓷器

五彩瓷器在正德以前少有烧造,斗彩瓷器在成化朝盛极一时,弘治朝几乎不见有烧造。从正德朝开始,五彩瓷器的产量明显增多,斗彩瓷器亦又开始有少量制作。
正德朝御窑五彩瓷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釉上五彩;另一类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所用釉上彩有红、
黄、草绿、孔雀绿等,造型见有梅瓶、香炉、香茼、盘、碗等,纹饰见有八仙、仕女、云龙、花鸟等。

正德朝斗彩瓷器造型见有炉、洗、瓶等,
纹饰见有缠枝石榴花、云龙、方胜、祥云、
阿拉伯文等。构图疏朗,所施红、黄、绿
彩等一般都较淡雅,因此给人以清爽雅致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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