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基永:中国明清书札赏玩

书札又称尺牍,即古人的书信。牍是古代书写用的木简,通常长一尺左右,故称尺牍。在古代,书信又有各种不同称谓。如写于竹上者称“简”,写于布帛上者称“帖”,写于木版上者称“札”等,因而有尺牍、书札、书帖等不同称谓。又因汉以后书信多装入封套(函)中,故又有函札之称。
书札在古代,是沟通联系的最重要方式,同时代表了写信人的形象、学问、态度等。因此古人作书信,均以慎重态度视之。在晋唐时代,书信甚至是书法家们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我们今天看二王父子、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所留下的拓本、墨迹,都是他们当时往来的信札。当时的信札后人尊称为“帖”,如乾隆“三希堂”中的“三希”都是晋人的法帖,可见在古代,收藏古人书法、信札是最可宝贵的一项。
在唐宋时期,书札多是随意书于各种纸上,并没有所谓的信笺这一特殊纸张的。现今所见的唐宋书札,大小都不相等,也没有行格、印花之类的装饰。唐代有传说中的“薛涛笺”,但未见有实物传世。宋人有所谓金漆版等名目的信笺,也未见原件。
明代信札,在今天还偶可见到在藏家手中流通。而宋元人的信札,则早已进入各大博物馆中成为一级品,即使以我国省级博物馆而论,藏有宋元人尺牍的也是少数。
明代初年,信札的形式仍与宋元无大差别,特点多表现为:
上款:上款即收信者称谓,明初人通常将收信者名讳书于信末,往往高一字或平行,并且通常是在“某某(自称)顿首拜上”字之后再另起一行写上款,以示尊敬。
下款:下款即写信人名,明初信札比较多见的是双下款,即写信人名出现两次,一次是在信的开头写上“某某顿首或拜具”等,最后在信的正文之后再书“某某再拜”或“某某顿首”字样,本来“顿首再拜”字样应出现于双下款的信,因为开头已“顿首”,信末才“再拜”,但演化到后来即使单下款的信也写“再拜”,这是后话了。
明初的这种双下款的写法实际上是宋以来信札的一种延续。明初的信笺,多为素纸,间或有大片洒金的,金片较为稀薄,洒金纸质无清代金笺那种厚粉质感。
明代中晚期的信札,其特点又有所不同。
从明中晚期开始,特制信笺成为一种时尚,尤以明晚期为甚。这部分信笺特色将在下文说明。
上款:明代中后期信札上款绝大部分放于信末,以示尊重,除非是下级致送上级,或晚生拜会高官的信才郑重地将收信人上款放于前面。这种上款放于前的信一定是较尊敬的长辈而不会是友朋。
此外在称谓上也可见到明末信札的特色,如“某老年长”、“某某社兄”、“某某尊丈”等,都显出明末的惯常称谓。
下款:明中后期信札多数只是单款,通常置于信末,放在收信人上款之前。通常的写法是“某某顿首拜上”等字样。此时期一个有趣的特色是,写信人爱在下款的签名之上钤盖自己的名印,并且多是盖于名字而非姓氏之上,这是当时一种流行的风气,到清代仍偶有余绪,但不如明中晚期普遍。
左素等字样:在明中晚期信札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写完上下款、日期等内容后,大部分的写信人在信的左下角会写上“冲”、“左冲”、“左素”、“余素”等字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是古人在通信隐私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所想出来的一种保护措施。古人写书全部是从右方写至左方,写完之后再写上“左冲”,也就是说信的内容到此为止,左方是空白的,“冲”与“玉”、“素”等字即空白之意,这样可防止信札在投送过程中被人拆开后,私自在上面添加内容而引致其他后果。在明人的笔记中,我们常常读到某人的信函被东西厂、锦衣卫等拆阅而招祸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写信人要写明左侧空白的缘故,类似的字样包括“左玉”“余玉”、“余白”等,但以单书一“冲”字最为多见。明人的信札,与清人的面貌最大不同之处,是明代人写信的行间、布局比较疏朗,字体也较为奔放、随意,清人的信札多数显得拥挤、严谨,我们常说明人写信的“气度”即指此而言。
清初的函札,在今天也颇为稀见。从格式上来看,与明末的差别尚不大。主要区别在:
左冲之类的用法少见:清初的信札甚少再用“左冲”之类表示完结的标志。
钤印的风气有所减少:清初信札很少在名字上钤印,偶有用印的,多钤在左下角或信的正文最后。
不具名信函:所谓不具名信札,也是明末至清初所流行的风气,即为了保障写信者的隐私及防止有人拆阅告密,写信人不在信中具署自己的姓名,而用“名正肃”或“知名不具”等语代替签名。“名正肃”或“名正泐”都是指代替签名之意。“知名不具”者,是因为收信人已很熟悉写信者的笔迹等,所以不需署名即知何人。这种风气大约延续到清初康熙年间才渐渐消退,遇到这种函札,需花一番工夫考证书者为谁。
清代乾隆之后,信札的形式又发生重大的变化,体现在:
上款位置转移:自宋以来信札都流行将收信人上款放在信末“某某顿首”之后。清中晚期的习惯则将上款放在信的开头部分。称谓上也有所不同,明及清初惯用的是年丈、年台、世丈、宗台、父台、社兄、社盟等。清中晚期最流行的称谓有大人、先生、执事、仁兄等,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大人”,这是乾隆期以后所流行的一种称谓,既可用于尊长(如老大人、督宪大人)也可用于晚辈(世大人,即世侄)等。
客套语及赘语增多:明人信札往往开篇即入主题,所以书法也流利生动,有较高艺术性。清代乾隆以后,信札的文字日趋繁复,在正文之前,往往加上数十字不等的祝颂语及表示倾慕、尊敬的语句,表现在官员之间往来文札上及友朋之间书信上都是如此,甚至一些专门教人写这类信札的书籍也有保留至今的,可以看到其上所列举的祝颂语冗长且繁琐。这种风气与当时科举制文风有很大关系,也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末社会风气的衰退。有的上下级之间的致函甚至无法通读其中的真正内容,无怪乎民间流传有“博士卖驴”的笑话。
代笔的信札增多:一般而言,信札是出自写信人亲笔才具有价值,如果是代笔的则要打折扣。明人信札,除公牍外,极少见有代笔的。清中期之前也是这样。但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师爷、幕客一类吏的数目的增加,代为捉刀写信者也多起来。
常见的清末代笔信,大部分是官员之间的往来信函,既有公牍,也有私信。这些代笔信的特色,多由师爷或幕僚以端正的楷书写成,且客套话特别多。如果出自写信者亲笔,则多是较随意的行书字体。
这些代笔信多出于清末一些重要官员幕下,如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等,他们每日要处理的信函数量颇巨,因此信札常由他人代笔。但也有些高官仍坚持自己写信的,如曾国藩、翁同和、张之洞等,信札多不肯由人代笔,可见他们做事的严谨。如本书收录张之洞致文廷式札中有句云:“此时必不能作书(文氏在病中),可令亲信人执笔。”大概文廷式也少有让人代书的习惯。
花笺品种增加:清末信札最可人之处,是信笺的色彩性及艺术性都大大丰富了。各色的水印木刻花笺充斥市肆,使一般读书人的信也以各色笺纸书写,各种花纹、书画图案使信札平添了几分艺术性。
清末信札的特色,是气度比较狭窄、拥挤、趋于程式化,与明末清初的疏朗自如大异其趣。
进入民国时期,书札仍然活跃于文化人之间,不过从形式上看则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在信札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新式标点,打破了过往信札无句读的千年规矩。
民国期间的信札格式比清末要灵活得多,解除了帝制的束缚后,许多等级制度都不复存在,因而冗长的客套话、祝颂语也都废弃了。过往严格规定的“抬头”(即称呼帝王或上官时需另起一行高一字)也成为陈规。
民国时期的信札显得活跃、多变,可以说是我国书札历史上最后一个黄金时期。随着通信方式及科技的改变,书札不可避免地式微,在民国时期已由电报、电话取代了大量的书信,所以在今天,一些民国时期名人的书札(尤其是文化名人)亦因为稀少价值反而在清初信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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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教授曾在《明代名贤尺牍集序》中说明朝人写信的频繁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明朝人有些短信,虽寥寥数语,但礼数齐全。在他们的案子上,放着信札、毛笔、砚台,随时可以拿起笔来,写上几行。同城之内,请家仆送信(送信人被称为使、力、或价),收信人有时当即回信,托送信人带回。这样的往返,有时一天可以多达数次。明代书札写作数量虽多,但历经易代与战火,已去其大半,时至今日,多保存在公藏机构。这其中包括2001年出版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里面收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书札733通,名刺190通,作者352人;2002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书内收录上海图书馆珍藏明代尺牍凡586通,作者340人;公藏情况据此可见一斑。

此次北京匡时2015年春拍古代书画专场明人书札专题汇集有明代沈度、李廷相、祝允明、文嘉、王穀祥、周天球、张凤翼、王守、袁袠、皇甫汸、钱同爱、顾麟、黄琳、黄姬水、丰坊、申时行、邹元标、董其昌、陈继儒、宋珏、顾杲、李流芳、范允临、周茂兰等二十多位艺坛雅士书札,其中王守、袁袠、皇甫汸、钱同爱等人书札颇不易见,祝允明书札上款为其岳父李应桢,彭年书札上款为南京刑部郎中华云,既具文献价值,又兼有书法之美,为不可多得的一批明代书札。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祝允明(1460-1527) 楷书致李应桢书札一通

纸本册页25.528cm2

RMB: 800,000-1,000,000

备注:项元汴、华夏、周在浚、钱镜塘、倪禹功递藏。周在浚,字雪客,号梨庄,一号苍谷,又号耐龛,河南开封人。周亮工之子。工诗,家富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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