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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版本众多封面图书为小编推荐版本

劣的本子通称为“劣本”或“恶本”,优良的好本子则不称“优本”而称“善本”。“善本”这个名词之见于文献似始于北宋。如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卷三一“藏书之府”第十八条载:“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书》,世间罕有善本,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这时的所谓“善本”,显然只是指书籍之校勘精审者而言,别无其他涵义。

很多书友,谈及古籍版本都一脸抗拒,以为是非常艰涩难以掌握的一门学问,殊不知多年前,黄永年先生就在他的讲座中点破了其中关键无非是花大量时间资源在买书和读书上,小编这一总结可能过于粗鄙,还是看先生原文的好。

按照这个涵义,宋刻本并不都是善本,因为除官刻的国子监本、公使库本以及某些家刻本在校勘上比较精审,堪称为善本外,坊刻本中如福建建阳的麻沙本之类并没有作过认真校勘,不仅够不上善本,有些甚至是恶本。而且,宋刻本在宋人眼里等于今人眼里的新出版物,即使精善的国子监本也未见得受到重视。试看,北宋末大藏书家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在避金兵南行时“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可见监本在当时并不珍贵。至于坊肆恶本,更只是小学生上学堂所背书包里的货色,正如今天对待学校课本一样,谁也不会把它珍藏起来当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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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讲的是对中国古籍的版本鉴别。我这个人基本上是自学出身。除抗战后期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吕诚之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真正得益外,向顾颉刚师、童丕绳师学习也只是读了他们的著作。而且他们都不以藏书著称。诚之师所藏尽是常用书,颉刚师书多,也懂版本,但仍是实用的,连明版都很少。所以我在版本上更是全无师承,这里只讲我自己如何自行学习、自行摸索而掌握了这门学问。对大家是否都适用我不敢说,只能说是可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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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损耗,再加上天灾人祸,到明代中叶,宋本就少起来了。“物以希为贵”,宋本甚至元本逐渐成为收藏的对象。如明嘉靖时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没的财产清单中就开有宋版书若干部,和金银珠玉珍宝并列。到了清代,乾嘉时大藏书家黄丕烈因为收藏了一百多部宋本,就以“百宋一廛”名其书斋,并且自号“佞宋主人”。清后期四大藏书家中的杨以增得到了宋本《毛诗》、三礼和四史,也题其书斋为“四经四史之斋”。另一个陆心源认为其收藏宋本之多超过了黄丕烈,更以“皕宋楼”自夸。当然,对他们这种做法并没有必要加以非议,这么做至少对保存已成为文物的宋元旧本书有好处。但他们对这些已成为文物的旧本书并不另找一个名称,却承用了过去的“善本”之称,这就弄混淆了“善本”的涵义。

过去我常说懂版本能鉴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卖书的,一种是买书的,当然这书都是指的线装古籍。最近想到还得加一种人,即是在图书馆工作的人。老一辈有赵斐云先生、顾起潜先生,同一辈比我稍年长的有冀淑英大姐,他们自己虽不藏书而成为版本专家,可惜他们都没有把经验写下来。

光绪初,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时编写过一本《輶轩语》,在“论读书”条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一、二仍是从校勘来讲的,三则把善本当成了文物。稍后,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就将善本归纳为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类。其中旧刻指的是宋元本,精本指的是明洪武至嘉靖时刻本,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本”的万历以后刻本,加上旧抄、旧校,都是视为文物的善本。但在精本中又说洪武至嘉靖时本中“足本、孤本,所在皆是”,在旧校中也说“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这样,又把校勘精审的涵义混杂了进去。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古籍善本,对“善本”的涵义又颇多议论,并出现了所谓“三性”、“九条”之说。“三性”者,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之谓,而“九条”则是如何才算善本的具体规定。其实,“三性”中的后两性很难成立。如清末民国初覆刻宋元本,其精工有转胜于明仿宋刻者,很具备艺术代表性,但由于时代太近,便不能视为“善本”。在清末民国初,还有一些高水平学术著作仍雕版印刷,很具备学术资料性,但也不能列入“善本”之中,原因仍是时代太近。可见,真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即历史文物性,是“一性”而不是什么“三性”。此外,“九条”中成问题的也不少,如以乾隆时作为善与不善的界限,说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殊不知清刻本中真正难得、堪称文物的书,一部分在清初,多缘涉及怀念故明而遭禁毁;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则由于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所刻书板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被毁。乾隆刻板虽毁,但印书已多流传,道、咸刻板则印书无几,故板毁后遂成罕见之晶。

卖书的,我主要是指旧社会自己开旧书铺的。他们一般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学历大概相当于小学,最多初中吧,十几岁时到旧书铺当学徒,老板也就是师傅教他们背《书目答问》,慢慢地训练他们收书卖书,学徒期满后有的留下来当伙计,有的自行开店经营。不论老板、学徒,都必须迫使自己学好这套鉴别本领,否则把明版书当宋版收进,宋版书当明版卖出,不到一年半载就得关门,学徒就卷铺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旧书业合营国营,有一段情况似不甚理想,因为工资反正一个月就那么多,不钻研也可混日子。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变化,现在又在出人材了。这是大好事,否则经营古籍讲版本后继无人,可不得了。再讲买书的,这是指我这种买书的。过去有些大富翁,他们是大资本家或大地主,钱多,买书即使贵了也无所谓,自己不懂还可请行家替他鉴定,自己的鉴别能力当然提不高。只有我们这种钱不多又爱书的人,总想用很少的钱买到很好很名贵的书,这样鉴别版本的本领就越练越高强。有时买起来像和书铺斗法似的,铺里没有看准,把好书当普通本子标了低价,我就不声不响地买下来,从书铺的行话讲他们就是“卖漏了”。类似情况近年来也有,当然也不是经常的。北京有人说凡是被我看上了的书,售价都该比原标的翻一番,那是夸大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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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纠缠,我主张索性把所谓“善本”区分为两种涵义:

买书必须要真爱书,真爱书必须多少懂点书的内容,由爱其内容然后进而讲求版本。我是1925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从幼稚园、小学上到初中二年级“抗战”爆发,逃难到老家附近江阴利港镇上读了半年《孟子》和几篇古文,对古书开始有兴趣。不久沦陷的常州城区秩序稍为平静,我曾约了同镇的一位中学生进城买点古书过瘾,其中有一部会文堂影印的胡克家仿宋本《文选》,字体很好看,使我开始注意版本的好丑。所以我买书最初是先着眼于内容同时兼讲版本,进而先讲版本但也要看内容行不行。结果是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一点,和专收某一类的做法不太一样。

一种涵义是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嘉靖以前刻本,明活字本,明抄本,清前期旧抄本和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清人就视为善本,今天当然更是善本。明万历以后少见的和印制精美的刻本,清代少见的或印制特别精美的刻本、活字本,民国时特别少见的刻本,以及清中叶以后少见的抄本,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在今天看来也可以定为善本。这里主要贯彻了“物以希为贵”的原则。至于将来,譬如过了若干年,清代、民国时的刻本又稀少起来,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再把它提升为善本。可见这种具有文物涵义的善本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

不论专收某一类,或四部兼顾,对四部书的基本知识总都得有一些。当年我是先看吕诚之师的《经子解题》,这是1939年我回常州城后在地摊上花几分钱买到的,是引导我步入文史领域的入门书。稍后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还是常州旧书店传古斋的人向我推荐的,这书在今天当然不尽适用了,可还没有人编一部新的来代替它,因为要编得真正文史兼通,而这样的人今天太少了。以后我还看过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及其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者是把清代学者对经史子集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读起来很有兴趣。这些对我后来研究学问有用,当时对买书也很有用。否则连这点基本知识都不具备,就颇有点像去买礼服却连毛料、布料都分不清,什么流行什么过时也不知道,岂不叫人笑话。

再一种涵义是校勘精审的才是善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本子是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是不善,而决不会像文物涵义的善本那样,标准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动。这种涵义的善本不受时间的制约,它可以是清末民国时的刻本,甚至可以是近年来新出版的影印本、铅字排印本,当然也可以是宋元本、明本、旧抄本、稿本、批校本等等成为了文物的善本。

因此,有相当多的本子会既是校勘精审的善本,又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也有一些本子只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不是校勘精审的善本;还有一些本子则只是校勘精审的善本,不是成为文物的善本。右上面的图就表示这两种涵义的善本的关系。

上面这些只介绍书名,讲点内容,进一步还得见见原书。我是从当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四部丛刊》下手的。这是一部专收四部要籍的大丛书,而且都是选用较好较旧的本子影印的。因为要用旧本,因而清人的经子新注没有收。《二十四史》,以后另出的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十三经》也只印古注,不收《十三经注疏》,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本子来替代通行的附阮元主撰校勘记的本子,改为搜寻传世的单疏本印在《丛刊》的续编、三编里,还有大部头的类书等当然也无法收,此外四部要籍的较好较旧的本子大体都收在里面。我起初还见不到全部的《丛刊》,好在旧书店里多少有些零种,还弄到一本注有版本的《四部丛刊书录》。当时我是十四五岁,记忆力好,加之是影印可以见到原书的真面目,形像化的东西更加记得牢,这样我就把四部要籍加上重要的好版本包括若干宋元明本都大体掌握了。

附带说一下,当年中华书局为了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用所谓仿宋的铅字排印了一部《四部备要》。大概主持者对版本不很内行,又为了节省成本,不去访求旧刻本好版本,尽用当时通行廉价的局刻本以至石印本,清人著作也常用翻刻本,多年前我的一位研究生曾写过《四部备要版本勘对表》,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一集上,勘对出《备要》自云用什么版本和实际所用的版本多不相符。不过当时的中华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之中华,今之中华书局是合新中国成立前商务、中华两家的古代文史部分组建的,请中华的同行听了我对《备要》的批评不要介意。

较早版本的《四部丛刊》其中分册封面样

此套为大套工具书,目前较新版本如上海书店2018年出版四部丛刊初编

《四部丛刊》只好说帮我打基本功,继续修练提高,我大体是从多看原书和书影,多看讲版本的书,看注出版本的四库书目这几方面着手。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这里先讲多看原书和书影。如今经营线装古书的架上最早只有清初刻本了,明版书已不往外边放,可我年轻时明版书还很多。解放初期一部白棉纸嘉靖本不过几元新人民币,许自昌刻后印本《杜诗》当时称之为“烂明版”,标一元钱都无人问津。即使宋元本也偶而可遇到,小部头标几十元,残本一册一元到两元,大部头南宋建本两《汉书》在上海修文堂也只标五百元。当然熟悉宋元本还得多看书影,书影是将若干种宋元本书每种影印一两页,今通称之为图录。我在“抗战”胜利前买到编印南京国学图书馆原八千卷楼所藏宋元本的《盋山书影》,解放初又在苏州以廉值买到《铁琴铜剑楼书影》,在修文堂买到陶湘印的《涉园所见宋板书影》,都看得很熟。至于明版则从开明书店买到顾起潜和潘景郑两位先生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不过其中大多数都先后见过原书,清刻本如今也成为爱书者搜求的对象,所以前些年我和贾二强同学又编了一部《清代版本图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事物一般都有其发展规律,雕版印刷何能例外,所以每一时期的刻本书都有其特定的风格,早期在宋元时还有地域的差异。对此前人以至近人讲版本的书里都不曾讲或讲不清楚,我是多看原书以及书影后自行摸索出来的。大约在20岁前后,就知道这是宋浙本,那是宋建本,那是元浙本,明初黑口本、嘉靖本、万历本以及活字本等更分别得一清二楚。

1978年陕西省办了个古籍版本讲习班,要我去讲,我就开始把版本如何演变、各个时期以至地域的特点写进讲义里,稍后几经增改作为古文献专业的版本学教材。其简本是为邓广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研究知识手册》撰写的,作为“版本”一章,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流传不广,且有错字,今又收入我的《古文献学四讲》中,今年鹭江出版社应出版。至于详细的,1985年在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讲课时编印了半部《古籍版本学》,全部在前几年写成后交江苏教育出版社待出版。

为了扩大知识面,还要多看讲版本的书。这不是指有些图书馆专业用的今人写的教材之类,而是指真正行家的著述。最基本的当然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和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前者虽有不是之处仍大体可看,后者是讲历代藏书家尤详明清两代,很有用。叶昌炽还有一部日记叫《缘督庐日记》,前些年已用手稿全部影印,但我十几岁时买到摘要石印的《缘督庐日记钞》就够用了,因为已把他一生买书买碑刻拓本的经历都抄了出来,看起来极有趣味。

更多讲版本的书是清人以至民国时人撰写的藏书记或题跋的汇编。我最感兴趣的,有汇编嘉道时大藏书家黄丕烈题跋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有民国时大藏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这《题记》我最初看的是“抗战”前大公报馆印的平装四薄册,稍后见到仿宋字印的线装本《续集》和《初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其孙傅熹年先生的整理本,加入了《三编》及有关著述,更为完备。其前1983年中华书局还出了傅熹年先生整理的《藏园群书经眼录》。此外可看的还有清末民国时藏书家缪荃孙的文集里的题跋文章和他别具一格的《艺风藏书记》、《续记》,以及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潘景郑先生的《著砚楼书跋》。总之这些书使我大为得益。《艺风藏书记》、《续记》,还有缪荃孙自己在晚年批上价钱准备出售用的,我见过三部,一部当年在修文堂,一部没有《续记》在苏州某店,我都没有买,一部是谢刚主先生的,他晚年送我了。从这书上所批的可知民国初年的书价,稍后京沪各大旧书店所出书目也都有售价,嘉道时的书价则可看黄丕烈的题跋。

黄丕烈手校、吴湖帆夫妇校藏《梦窗词丙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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